今晨9点打开互联网，看到里克尔梅退出国家队的消息，赶忙告诉唐杨科。他说已经出消息了，很让我惊讶，没想到他手下那批作者手头这么快。我核对了一下时间，《奥莱报》是早晨7点（北京时间，下同）出的新闻，体坛网8点消息上网。

接下来才仔细看报道原文。里克尔梅在谈到退队原因时有句这样的话：“情况不明确，我得知我让他（指马拉多纳）不舒服，是让我打什么位置，不让我在什么位置。”原来，罗米确实是被老马几天前的话说晕了。

昨晚我在写里克尔梅不接老马电话的消息时，把老马3月5日那段话直译了出来。选择直译，是为了尽量还原消息本来的面目。迭戈说话很随便，我只好添加了一些说明，用括号括起来。

后来骆明审稿时问我，迭戈到底让罗米站哪儿？我赶忙看自己的稿子，心想难怪，按照老马口若悬河的说话方式，的确很有些让人摸不清头脑。还有一些阿根廷人独特的用词，也容易引起混淆。乱，主要是出在前边、中间和后边这几个词在场上的具体位置。

我向骆明进行了解释，骆明说他清楚了，只是估计里克尔梅会被老马说晕。果然，今晨的消息证明了骆明的判断，罗米晕了，干脆退出国家队了。一了百了，这样才不晕。

昨晚，后来我又仔细看自己的译文，看着看着我反倒晕了。老马的话的确不能细究，第一句话还清楚，后来越说越让人糊涂。我是凭借直觉看懂了他的话，他是想让罗米只在距离对方球门线20米范围内活动，专门为梅西、阿奎罗和特维斯做球。一切似乎是以这一点为坐标的。

最让人不解的词语可能是“中间”，迭戈不想让罗米停留在中间。这个中间指什么地方？不加说明的确不清楚，是不是指中场？前腰不算中场或曰中间吗？老马自己的解释中有这样的话：“要是他在马斯切拉诺和加戈中间来回跑，那对我没用。”他所说的中间，应该指这里。

很麻烦，还得解释迭戈说这话主要是指罗米3月1日在与飓风队比赛中常停留的位置。需要这样解释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尽管也解释不清楚，我晕。

还没看到今天的《体坛周报》，不知骆明最后怎样处理的文字，以他的严谨和冷静，应该不像我这样“只缘身在此山中”，分不清东南西北。

老马害人不浅，但我特别喜欢翻译他说话的原文，尽量多的原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他的神韵。可这家伙神龙见首不见尾，思路太跳跃，云里雾里一通折腾，这不，把里克尔梅搞晕了！

罗米应该不会再回国家队了吧，折腾和被折腾好几回了。贝尔萨先用他，后不用他，几年后佩克尔曼才把他请回来；他自己退队，又回来，再退队······

如果他不再回来，这种类型的古典前腰也许永远从球场上消失了······

一位乌拉圭朋友，在北京对我说要去四川。我说那你可得小心，四川食品都是辣的。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没有什么区别，人种一样、物产相近、生活习惯更是没什么差别，绝对不吃辣的。

他说总有不辣的吧。我说，炒菜锅都是辣的，不放辣椒菜也辣。他不以为然，正常准备行装，好在只去两天。

我们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在北京的阿根廷烤肉馆相识的。和南美人接触，足球就是最好的媒介，真是人人能侃球，几句话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为人爽朗，很好处，在南美人中并不多见。他常来中国，做些生意，这次来是去绵阳一家纺织厂看布料。天晓得，他怎么在那里找了家纺织厂。

交这么个朋友有口福，每次来中国他都请我吃至少一次饭，只是都去同一家意大利餐馆，在朝阳公园西门附近。我们就是在那里谈起他即将开始的四川之行的。

“你去过四川？”他问我。这才是哪把壶不开提哪把，我早就想去，只是没有机会。“下次我带你去，这次票都买好了。”我们在一起更多是聊足球，他也是看我能聊一些南美足球，算搔到他的痒处，所以才成为朋友的。

“你没去过四川，怎么断定那里没有不辣的食品！”这话也算说到点子上，我无言以对，只好说，那我等你回来谈感想。

三天后他回来了，从四川回来了。电话里我问他，如何？他说：“你说对了，那里连喝的水都是辣的！”

倒是我惊奇了。水绝对不会是辣的，只是他说话会夸张，夸张得幽默。

他接着说：“绵阳那地方，没有麦当劳，没有意大利餐馆，我只好选择睡觉。”

那他还是不错的，不会饿醒。

我问还有什么感触。他说四川姑娘漂亮。看来还没把他辣死，没把他饿昏，居然还能发现四川这一大优势。

他说还请我吃饭，我说这几天忙，就不去了，感谢盛情。其实我是不想再去吃意大利餐了，尽管我也喜欢那玩意儿。可是，翻来复去就那么几种，没啥大意思。我也曾请他吃中餐，可他只吃糖醋的，反倒让我失去享受感。我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天天拉你到我家吃饭，把你练出来。不懂吃中餐，就是没口福。他耸耸肩撇撇嘴，不以为然。

我们也曾偶尔不去那家意大利餐馆，但还是吃比萨饼，到必胜客。他说，其实我不喜欢这里，我们吃不惯美国味道。后来我注意品尝，那家意大利餐馆和必胜客的味道的确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有句话我没有对他说，怕他不高兴。实际上，阿根廷和乌拉圭人是我所知道的食品最单调的地方，除了烤肉和意大利餐，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了。守着大海不吃海鲜，真是怪死了。烤肉也就仗着肉质好，烤法则很单调，连盐都不用，直接放火上烤。

巴西就好多了，烤肉要先腌浸一下。我对王磊说，巴西好在还有豆饭呢，阿根廷除了牛肉还是牛肉。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就不一样了，都吃海鲜，食品烹饪方式也多种多样。秘鲁人甚至自诩在世界上排第三，除了中国和法国，就属秘鲁食品丰富。我也喜欢秘鲁餐，的确丰富多彩，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世界上排第三。

话扯远了。我问他，以后还去四川吗？他说：“绵阳那地方其实不错，满眼绿色，唯独缺一家意大利餐馆。其实，在那里开一家绝对是有生意的。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去了。”

　　南美人的数字永远理不清。帕勒莫进了第195粒球，这没有问题，阿根廷媒体搞了一年多时间，终于确认这是他在博卡队创下的历史纪录。但一定要加上一个复杂的定语：自1931年职业联赛以来的纪录。不这样写的话，谁知道还会从1931年之前找回多少进球！其实，距今一年前就报道过帕勒莫创纪录，后来争论太大，今天算确凿无疑了。

　　但帕勒莫在阿根廷职业联赛史上的射手排名还是个问题，报道说他排在第11位。可是，我查了半天，前面的10个人当中，有的是按照在多支俱乐部进球总数统计的。如果统一到这个标准，帕勒莫至少还该加上他在大学生队的34个进球，也就是229个。那么，他应该在历史射手榜上排在第5位。但这话咱可不敢说，谁知道那个历史射手榜上还有没有别的错误呢。

　　查查足协网站不就解决问题了？且慢，两年前足协网站因一把大火，资料全丢光了。网站重新建立后资料很不齐全，找不到这一项。我真查了，想起小沈阳的话：这个真没有。

　　数字混乱是无处不在的，记得有一次奥莱报一篇报道的标题数字和内文数字不一致，害得我又查别的资料。

　　今天还看到一个数字上有毛病的网页，也是关于帕勒莫进球数字的，有兴趣的不妨打开看一下，是维基百科上的http://es.wikipedia.org/wiki/Mart%C3%ADn_Palermo。下面是该网页上的一张统计表，帕勒莫的进球统计：

　　请看Goles那一竖栏，是帕勒莫在不同球队的进球数，可是加在一起怎么能得出254的总进球数呢！真是奇妙。

　　还有，在维基百科这同一网页上，最上边的表格里，帕勒莫的总进球数又成了251个！怎一个乱字了得。

　　有兴趣的话，可以用这张网页搞个小竞赛，看到底能找到多少处数字错误。

　　别的也不多说了，下面把我两年前写的一篇小稿子摘抄一部分，那次也谈了南美洲数字混乱的事情，或许让没看过该文的朋友领略一下。

　　如果你有南美生活经历，还会遇到很多算术上的问题。譬如你去买东西，价格是一块钱，你只有10块的票子，拿出来让售货的找零。他会先把买的东西给你，说这个是一块钱，然后再把找的钱一张张数给你：2、3、4……10块。也就是说，用的是累计的方式，加法，而不是减法。据说，美国人也是这样卖东西。

　　最稀奇的事发生在秘鲁东北部亚马逊河上游城市伊基多斯，离开酒店之后结账。应该交298美元，我递给前台小姐300美元。两位小姐拿着计算器认真地按起来，我说别算了，找给我2块就行了。她俩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继续摆弄计算器。后来终于抬起头，惊奇地望着我，说：“呀，你真是数学脑子呀！”晕！

　　这是我遇到的最极端的事例。

　　还在电视里看到过一个类似中国小品的节目，是搞笑的：一男子在公园脱光衣服，被扭送到警察局，他交待自己是数学家。这时他老母亲来了，质问为什么把他儿子带到警察局，他究竟犯了什么事，他是受人尊敬的数学家。警察说，公共场所裸体，有伤风化。母亲问儿子，有这事吗？数学家答，有这事。问他为什么裸体？他回答：“要不然我只能数到20。”

　　这个小品是讽刺戏，当然不能当真，但似乎反映了一些现实。

　　中国人在数学上要比很多外国人强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说的外国人不仅指南美，还有其它地区，有朋友说欧洲也这样。除了中国，还有哪几个国家数学好呢？亚洲好像好一些，欧洲就参差不齐了。

　　但欧洲的统计工作不错，至少足球上很容易在网上查找到相对确切的资料。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比较好，统计工作基本完备。其实还是个发达与否的问题，经济好一些的国家统计工作就细一些。

　　不过，南美人数字虽然混乱，但绝不会吃亏，别想着算账的时候会多给你点钱。这事到底奥妙在哪儿，我一直搞不清楚。

累坏的周六？写下这几个字之后有些犹豫，抠一下的话肯定有毛病，不是谁把周六累坏了，而是我在周六累坏了。

这一天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和六字有关。

早六点闹铃响了，响了三次，我才爬起来。夜里三点睡的，不习惯起这么早。七点前赶到协和医院，最后看一眼82岁的老师崔士钧，为他鞠三个躬。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据说他走的时候没怎么受罪，从患病失去知觉到最后离去，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

大家都说这是造化。也有人说是修行。然后说些崔老师为人如何好的话。接着就散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事。

在街上吃了早点，赶到一处办公室，是一位老同学前一天电话拉我救急，女生。坐下后不久有人拍肩膀，回头一看是棋哥。原来我那女同学在他手下干活儿。

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我只抽棋哥的烟，他的是中华，我的是中南海。

是翻译了七个小时，累坏了。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宾主的话并不多，大致算歇了歇，满负荷的说两种语言算六个小时。

棋哥说，她是美女吧？指我那女同学。我说当然是，心想你要请我得谈价钱。

美女道，老同学，有交情；棋哥道，老朋友，没得说。

把我忽悠晕！上当是肯定了，今天一个大子儿拿不着。便伸出手，再给根烟抽。

棋哥说，咱在一起喝过酒呀。我说是的。多年前了吧，在“王八”。是三里屯的王朔酒吧，简称“王八”。后来黄了，“王八”黄了，听说的。

下午四点半奔香山，植物园宿舍区，小学同学聚会，我只能赶个尾巴。大周末的西四环北段堵车，走了一个钟头。

都是北城根长大的，谈起几十年前小时候的事情也有意思。一同学的舅舅叫萝卜六，他排行第六，做过小买卖，应该是卖萝卜，由此得名。这是典型的老北京文化。

还有一叫BIA JI的，绝对土话，字典里查不到，就是物件掉了或者人摔倒在地发出的声音，“BIA JI”一声摔个大马趴，象声词，成了绰号。电脑字库里找了半天，“啪唧”一词似可代替，但发音很不一样。

再有一些就比较恶心了，譬如大鼻涕。这么个名字，也反映了笔者儿时成长地区的档次，就这种文化，差不多是北京最穷的地方。

这里还没写那些下三路的名字，与生殖器官直接关联，成天挂在嘴边。当然，现在说起来，哈哈一笑而已。

靠写字儿过日子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大家说我是文人，雅。我说当然，文人雅士，就算吧，我最近刚从一才子同事处学来一个词：勃大精深。

回到家已近深夜，赶紧洗洗睡了。

                               10，见证迭戈世纪进球

墨西哥大赛使用的比赛场地还是比较集中的，多在墨西哥城及周围很近的城市。位于该国中部的墨西哥高原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很多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不太远。稍远一点的是瓜达拉哈拉市，也是第二大城市，乘坐飞机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只有德国队所在的一个小组在中北部蒙特雷市比赛，那里不是高原，气候炎热。这样的球场分布对我们来说相当方便，多数比赛都可以去观看。瓜达拉哈拉市我们也去了一趟，只是没有去蒙特雷。领略的足球场，当然首推主赛场阿兹台克球场，揭幕战和决赛这个球场进行，最多时可容纳11万人以上。瓜达拉哈拉的阿里斯科体育场也留下很深印象，记得也能容下近10万观众。

如果挑选印象最深的比赛，应该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1/4决赛、巴西和法国队之间的1/4决赛，以及阿根廷和德国队之间的决赛。我很幸运，这几场比赛都是在现场观看，最悲情的当然是巴西和法国队，最畅快的是阿根廷战胜英格兰，最紧张的是决赛阿根廷击败德国。

也许最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马拉多纳在与英格兰队比赛中的那两粒进球。记者席位于主席台的上方，与电视转播的主机位在同一个方向。由于阿兹台克球场相当大，记者席的位置便相对居中，不像一些小体育场一部分记者席位置比较偏。那天我坐的位置略靠左一点，恰好正对马拉多纳打进那两个球的半场。

不过，也有遗憾，那就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我没能发觉，我那个角度恰好让他的头部遮住击球的左手。其实，连场内的裁判都没能看清，我也就情有可原了吧，呵呵。但麻烦的是，我被蒙蔽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比赛继续进行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那是个好球。这又要说到当时手段的相对落后了，除了电视台转播席有电视监视器之外，我们无法看到回放的慢镜头。时至今日，很多球场文字记者席还是没有监视器，但想看到慢镜头已经变得容易，或者球场有大屏幕，或者附近有电视机。譬如，国际足联的技术统计人员、网络转播人员面前都有电视屏幕，记者也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看到画面。但20多年前，多数记者在现场只能通过肉眼看一次场上的进球过程，看不清也没有办法。

马拉多纳的第二粒进球则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他跑动的线路十分清晰，可能是我们的席位比较高的缘故，因而有了这样的效果。迭戈过人的基本动作也清楚，只是脚下细微之处分辨起来难度大一些。那个球，马拉多纳带球往对方禁区进发的时候记者席就激动了，大家都不自觉地站立起来。球打进之后，记者们先欢呼起来，也是激动得抑制不住了。

阿根廷有位广播解说员也在这场比赛中声名大振，他的名字叫乌戈·莫拉雷斯。就在马拉多纳带球过人的时候，他的情绪随之高涨，并且达到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峰。他的解说词中有这样的话语和节奏：迭戈过了一个人，带球前行，哒哒哒哒，像只放飞宇宙风筝，哒哒哒哒，向左一抹，又过了一个人，前进，哒哒哒哒……”我是后来认识莫拉雷斯的，最近两届美洲杯赛期间，我都尽量坐在他的身边，眼睛看着场上的比赛，耳朵听着他的解说，那真是一种享受。距今一年半以前，梅西在巴萨复制了迭戈当年的进球，西班牙方面特意把莫拉雷斯请去，让他以86年世界杯时的方式，为梅西的进球配解说，因为那已经成为经典。

决赛那天比较紧张，毕竟是确定冠军归属的比赛。尤其是德国队扳平两个球之后，鹿死谁手真是不好说了。结果是马拉多纳的一记妙传，布鲁查加将球打进，此时已是全场比赛的第84分钟，阿根廷的胜局被锁定。

那天的写稿任务最重，决赛嘛，除了比赛本身还有整个世界杯的总结稿件。甚至下一期报纸的后续稿件也要写好，因为我们次日清早要赶飞机离开墨西哥城。为什么搞这么紧张？是要赶当天下午从旧金山起飞的中国民航航班，当时每周只有两次，另一次是四天后的周五才有。那时是不允许乘坐国外航空公司航班的，只能这样赶时间。

离开的的确太匆忙了，没有时间再去采访，更没有时间去仔细看看这座城市，当然也没有时间购买纪念品。从墨西哥带回来的纪念品，只有一只组委会为每位记者准备的小号足球，以及比赛期间收集的纪念章和钥匙链。

在飞机经过北部地区的时候，需要在一座边境小城经停。那里是沙漠地带，气候炎热，我们终于见到了那种著名的仙人掌，足有两米多高，印象特别深刻。一个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前往洛杉矶。结果在洛杉矶出了问题，没有赶上原定的班机，只好改签下一班。后果是，再飞到旧金山，便错过了中国民航。在旧金山，百无聊赖地待到周五，才有下一次航班。旧金山城市并不大，半天时间就转悠完了。要知如此，干嘛不能在墨西哥多停留两天，踏踏实实把大赛最后的采访搞完呢，想起来真是无奈。

在旧金山住进了来时停留过的华人家庭旅馆，没有想到主人给我和饶大哥准备了一大锅面条。家庭用的比较大的铝锅，有3/4的量，我们说这够五个人吃的了。可是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来，我俩居然把五个人的量都吃光了。那是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吃饭的后果，撑的我们动弹不得，只好爬到床上躺下来。

回国后过了一段时间，社长鲁光一天对我说：“你世界杯写的稿子邓大人看了。”我一惊，邓大人就是指邓小平，他怎么能看我的稿子？鲁光告诉我，邓小平为报纸题写了报头，他的秘书介绍说，邓大人世界杯期间看足球转播和咱们的报纸。我这才明白，原来如此，是这么个逻辑推断呀。

好了，1986年世界杯的回忆稿子暂时写这些。又不是写书，不必写很多，还是尽量把每篇写得有点内容，让人看得下去。以后想起什么随时再写，零散贴出来就是了。

世界杯这个专题最早是魏航提议写的，我答应下来，但拖了很久才动笔，向他致意并致歉。开始陆续贴出这些稿子时，魏航又说：“写完世界杯再写别的，按时间写，一直写到现在。”我声明，这次我可没有答应，省得还得向他道歉。（续完）

                                9，一篇独家新闻

赛程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真是很疲劳了，只想躺下睡觉。一天国际足联召开新闻发布会，应该是半决赛前夕。还好，新闻发布会在就在新闻中心内的大厅举行，我磨蹭着脚步下楼，溜达了过去。进会场之前，在过道看到一位中国同行，是谁记不很清楚了。我们说了几句话，他说估计没啥可听的，还是去喝杯咖啡吧。似乎是我也去喝了杯咖啡，然后拉他去会场看看，马上就该开会了。他没有去，说太累了。那我就只有自己去吧，谁让咱是做报纸的呢，得咬咬牙。

真是去对了，那天的会上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讲了一些话，然后他和坐在旁边的马拉多纳回答媒体提问。关键是阿维兰热的讲话，他说希望2002年世界杯能在中国进行。还说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前一年（1985年）在中国成功举办了国际足联U16柯达杯赛，中国的组织能力给他印象很深。

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没有见到其他中国记者，便赶忙低头尽量记下阿维兰热说的话，生怕落下什么。很快，其他国家的媒体都把提问的矛头对准了马拉多纳，似乎没有人再提及阿维兰热的建议。也难怪，马拉多纳已成最红的明星，他1/4决赛打进英格兰队那两个球，足以让他成为这次会议的绝对主角。

当晚我发稿时，当然把阿维兰热主张中国举办世界杯的消息当作重头。后来回到国内后，先是报社副总编朱中良对我说，你那篇稿子是咱们的独家。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心想不会吧。那时编辑部和我们前方的记者是看不到各大通讯社的新闻稿的，都是新华社掌握。每天晚上编报纸的时候，会根据新华社的通稿来补消息。也就是说，新华社有一份中文通稿，是最权威的、最全面的。我们的前方记者难免漏掉新闻，尽管会尽一切努力去做好。一旦漏掉什么，可以用新华社的通稿内容补上。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打开互联网什么都能看到。当那是，如果我在前方有什么拿不准，在新闻中心只能核实有关比赛的稿子，其他内容就很难了。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有时候也有简报，但通常比较慢，要整理打印出来送到新闻中心。我没有想到去看简报，因为我听清楚所说的内容了，完全有把握。

很显然，那一天新华社的通稿似乎也没有报道阿维兰热的谈话。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尽管我后来没有去查阅。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我写的是独家新闻。报社告诉我，那天报纸出版后，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询问消息是不是属实。并问，为什么你们报的是2002年，而《足球报》报的是1998年？报社对外统一了回答口径：我们相信我们的前方记者。

这下我明白了，想起当时的情况。是发出消息的第二天，突然房间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拿起听筒，原来是严俊君打来的。我很惊奇，问：严总不是不会外语吗，怎么把电话打到我房间里了，需要总机转的呀。

严总真是有两下子，他说：“我就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告诉总机了你的房间号码，那边听懂了。”这下子，我更敬佩严总了，他不仅有出色的办报能力，细微之处也透着聪敏和急中生智，非常了不起。

接下来他问我，阿维兰热是不是说过要中国办世界杯，在哪一年？我说是的，在2002年。他问你肯定吗？我说当然，我在现场，绝对没错。

后来我似乎问他在哪里得到的消息，他回答是从香港记者那里知道的。不会外语也能搞到消息，太难得了，尽管把年份搞错了。据说，足球报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上做了一个说明：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98年，一种是2002年。看来，严总还是不很信任我呀，呵呵。

再后来的几年里，阿维兰热又不止一次提起这个话题，建议中国申办2002年世界杯。可是，最终我们也没有鼓起勇气，白白辜负了巴西老人的一片真心。尽管如此，国际足联还是决计把这届世界杯安排在亚洲，日本和韩国捡走了一个大便宜。

那么，阿维兰热怎样产生在中国打世界杯想法的呢？的确是1985年柯达杯让他喜欢上了中国，以及中国组织工作的严谨，还有这里社会治安的稳定等，这些他后来都曾谈到过。

那届柯达杯实际上是首届世少赛，从第二届开始取消了柯达公司的冠名权，并且把球员的参赛年龄提高了一岁，正式名称也改为国际足联U17世界锦标赛。

巴西老人绝对是在中国看到了某种希望，那届少年赛的时候他曾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足以看出他的兴奋。社会治安的井井有条，组织工作的高效率，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很难得的，熟知巴西状况的老人喜欢上了中国。

当然，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口的众多，国际足联一直希望把中国的足球水平促上去，到现在为止那些官员也认为中国的参与对世界意义重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还有外国同行问我：在经济上、在其它体育项目上，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中国都能搞得很好，为什么偏偏足球不行呢？我会自嘲而无奈地回答：“套用一句你们常用的说法，就是某个部门有些白痴吧。”

我为那篇独家新闻有点沾沾自喜，这件事上就不谦虚了。后来在总结时让我说说怎么做到的，我说也就是坚持了一下，要多喝一杯咖啡兴许就错过阿维兰热的讲话了。情况也的确如此，当记者的就和球员踢球一样，再累也得坚持一下，不是吗？

这件事还足以看出当年新闻手段的落后，当然，根本上是科技手段尚欠发达，很多事情只能靠人力去做，去细致而不知疲倦地去做，而这仅仅是20多年前的事。那么，新闻发生当天，我在前方也无法核实消息吗？基本上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去问阿维兰热本人。前面说了，国外各大通讯社的报道我看不到，如果墨西哥报纸有报道，也是第二天的事情了。电视呢？也许可以，可是谁有那功夫盯着屏幕呀，还干不干活儿了！再说，电视还说不定什么时候播出呢，播出的时候要是这段给掐了，还是核实不成。

接下来就得说两句外语的重要性了。这一点《体坛周报》看得很清楚，数一数报社外语专业毕业的编辑和记者有多少，非外语专业毕业的编辑记者也多掌握了英语，这就保障了对新闻的捕捉。咱们的才子兼帅哥楼坚曾到人大新闻学院讲座，那次我没在，据说他讲了句让女生尖叫的话语：“上大学的几年我没干别的，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学外语。”

最近几年我受命于报社，和一些大学生打交道不少，我也有句常说的话：文科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自学或者速成，只有外语例外。我的意思是让大学生把更多时间花在学外语上，学外语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信？手里拿着英语六级证书的毕业生，根本不用考虑经济危机对就业的影响，至少在北京是如此。

如果不懂外语，参加了那个新闻发布会也听不懂，世界杯组委会根本没有中文翻译。（待续）

                            8，贝利在哪里？

世界杯期间我也找了一些些国外同行聊天，把他们的观点和观感介绍给中国读者，记得比较清楚的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记者。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意大利《Guerin Sportivo》周刊社长CUCCI说过的几句话：“中国足球早晚会崛起，原因就在于人口众多。11亿人（当时的数字），一亿人当中出一个好球员就组成一支球队了，还办不到？方法是，挑出一些有前途的苗子，给他们提供足够的金钱和生活条件，让他们不必再有什么后顾之忧，生活上没有发愁的事，只专心踢球。”他还说：“物质条件很重要，你知道，苏联第一个拥有私人汽车的是谁吗？是国家队门神雅辛。”

今天我们已经至少又多了两亿人，多了两个替补；我们还给了他们比女足多许多倍的钱，又怎么样了呢。我常想，CUCCI哪了解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内涵，有了充足的金钱和物质条件，他们还出什么力，流什么汗？中国的思想史和哲学史，中国辩证思维，哪里是西方人能够了解和掌握的，不是那么简单。

还记得日本记者的采访本子都是特制的，很专业，纸页的正面是普通横格，背面则印有1/3球场图，也就是底线、球门、小禁区、罚球点、大禁区、禁区弧、部分边线的图。这样，很方便地可以标出进球的线路，用O和X代表双方球员，攻防位置清晰，再画上进球线路等。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记者有这么一个采访本，看比赛时记录起来就方便多了。还可以提供给编辑部，制作出相应的进球图来。

和同行接触是最方便的，几乎是随时随地，在新闻中心，在去球场或训练场的车上，在体育场的记者席上，只要你开口搭话就可以。例如韩国球员的名字我们是用汉字标出，而不是用西方文字或译音，那时我们记者对韩国队球员还不像后来那么熟悉。这不成问题，在记者席直接找个韩国记者，请他帮忙在球员名单表上写上汉字就可以，韩国记者一般都能写出来。

找名人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到，不像今天我们有了足够的国际人脉，譬如找贝利就费了很大的劲。刚抵达墨西哥不久，我就设法了解球王的行踪，问了组委会以及巴西同行。他的官方活动似乎不多，而且没有可以安排记者采访的，最后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巴西朋友的身上。同行介绍我认识了足球经纪圈、社交圈的人，我就委托他们通报贝利的行踪。咱也没使钱，一分钱都没用，一杯咖啡也没请人家喝，所以很长时间没有消息。

世界杯的日程过去了3/4的样子，一天中午在球场，朋友告诉我，晚上8点到某个酒店去，在那里能见到贝利。至于是否有机会采访，则要看贝利本人的兴致了，通常他不在这种时候和记者谈话。

晚上，我打车去了那家饭店，按照朋友的话在一楼大堂里等候。贝利要出去参加一个活动，届时会从大堂穿过。当时国内对采访的要求不高，我只盼问上三两个问题就满意了。可是，等呀等呀，就是不见贝利的踪影，我开始怀疑那位朋友的情报是否准确。

也是那天我到的时间早一点，贝利出来的时间晚了一点，这样前后错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突然，大堂里骚动起来，是贝利出场了。只有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才会引起如此的动静，骚动几乎变成沸腾。也许，整个大堂的人都和我一样，是得知贝利的行踪后赶来等候一睹球王的风采？

贝利刚刚走出电梯间就被包围了，但好像没有我这号的记者，都是请他合影、上前问候一两句的人。不记得有让他签字的人，大堂内似乎没有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在场的人多是衣冠楚楚的西装革履。

贝利是和一位年轻女子一起来到大堂的，我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是他的女友舒莎。舒莎也译成苏珊，但那就与原文发音相去很远了。这个舒莎后来在整个拉丁美洲成了大名人，当时的身份还只是贝利的女友。

舒莎非常漂亮，但人们此刻还是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球王身上，舒莎得体地退在旁一。贝利没有拒绝拍照，但每次拍照之后便继续向门口的方向走，否则就别想离开这里了。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球王形象保持完好。舒莎退在旁边不参加拍照，在别人邀请她的时候，她摆摆手，露出迷人的微笑。

没有别的机会挤到贝利身旁了，我也只能加入拍照的行列。把照相机随便交给在场的一个人，我就跑到贝利身旁，挨着他站定。但还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利用站在他身旁的时候和他聊上两句。我还耍了个小花招，在拍照一张之后，我说等等，再照一张，实际是为了和贝利多说会儿话。此时拍照的人说你的胶卷到头了，我说你用力扳一下，就能转到下一幅了。

不过，还是没能和贝利说上几句，也就是问候语，告诉他自己是中国记者，请他问候一下我们的读者。老套子，很初级，毕竟那是一个历史阶段，后来据说国内媒体也仅我有一篇见到贝利的稿件。

稿件不很长，字数应该在一千多字，叙述了前后经过。回国后办公室的同事说，你那篇稿子很吸引眼球，可是不能琢磨，因为你没和贝利谈什么话。还有的说，没和贝利说上话，就凑了那么一篇，你也算有两下子。

今天我们的记者见贝利就是小菜一碟了，可以坐下来侃侃而谈。也有人说，你当时编一些对话，恐怕也没人知道。我说，还是慎独吧，要不然睡不着觉。

得交代一下贝利女友的舒莎。她是模特出身，17岁开始与球王同居，想嫁给他。老贝利说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一些年之后，舒莎成为电视儿童节目主持人，也唱儿童歌曲。拉美的综艺节目十分欢乐，儿童节目更是活泼，主持人要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舒莎越来越火，火了很多年，全拉丁美洲都看她的节目。罗纳尔多这一代也是舒莎的崇拜者，成为世界足球先生后还参加了舒莎的节目，舒莎摸着他的光头，两个人笑得很开心。

再说说我和贝利的照片。原来第一张是胶卷的最后一幅了，135胶卷有36张的，也有24张的，那天装的恰好是24张的。我让拍摄者用力扳过卷的手柄，却只拉动了1/3部分，曝光后两张照片大部分重叠在一起。我十分懊恼，回国后到处找人分离，可谁也没有办法。报社的摄影部主任安慰我：“没事，这种事情经常出现，我拍摄朱建华破跳高世界纪录的时候，胶卷没有挂上。”（待续）

7，阿兹台克的后代

墨西哥人的面部轮廓很容易让人想到印第安人，印第安线条十分清晰。其实不仅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国家也是这样。加勒比海地区和大西洋沿岸国家则是非洲血统的人更多一些。拉丁美洲人说自己的血脉来自两个分支，一个来自欧洲，另一个来自印第安。黑人血统的比例则少一些，亚洲等地区血统更少。在拉美词汇里，印欧混血、黑白混血、印第安和黑人混血等都有不同的名称。印欧混血人应该最多，叫梅斯蒂索。到了巴西，很可能有人和你开玩笑：尝试穆拉塔了吗？这是指黑白混血女郎，跳桑巴的，和罗纳尔多一样肤色。

不同人种混血的比例不同，有时候也搞不清楚了，很可能一个女孩子告诉你：我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我爷爷是中国人。可是你从她面部怎么也看不出中国人的模样。据称古巴人的混血肤色最全面，从黑人到白人，中间有各种过渡色，一排姑娘站在那里，可以列成一张完整的色谱。马拉多纳曾对我说，这是他喜欢古巴的一点。

15世纪之前拉丁美洲有三大印第安民族，其中阿兹台克人就在现墨西哥境内，玛雅人则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地区至中美洲地带，印加人在秘鲁、玻利维亚及周边地区。墨西哥人把自己称为阿兹台克人的后代，是一点都不错的。当然，到了墨西哥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完全或者近乎完全的印第安人后代，这些人从事的工作以低下层为主，譬如餐馆里跑堂的小伙子、酒店里打扫卫生的妇女等。

纯欧洲人后裔也不少，混血人更多，应该说墨西哥人主体是混血人。不过，很多人混血的程度难于判断，一个漂亮的姑娘，让你觉得是白人，也许已经混进了一部分其他血统。有人说，最漂亮的女孩子都是混血儿，只不过白人血统更多一些而已。后来我在南美生活时，有朋友说通过汗毛可以分辨是否为白人血统。如果汗毛是黄色的，就是白人；黑色汗毛则是非白人。

后来我觉得不对劲，这种分辨方法肯定有问题。就欧洲地区而言，北欧人毛发金黄，南欧则是黑发，中部地区为渐变色。拉美人把女孩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黄头发，一部分是黑头发，那么黑毛发的怎么能是印第安人代表色呢？

关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历史，我一直是这样的印象：阿兹台克人很善良，拿外人当朋友。西班牙人却欺骗了他们，用野蛮的屠杀来对待他们。后来阿兹台克人变得团结了，齐心合力做事，尽管西班牙征服者占据了他们的家园。今天的墨西哥人对外很抱团，团结精神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属第一，应该是从阿兹台克人身上继承来的东西。

餐馆里的服务员都是印第安人小伙子，怎么没有女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别人告诉我：你就傻吧，国外餐馆服务员都是男的，哪里有女的！后来走了很多地方，才发觉的确如此，和我们国内全然不同。中餐馆是请了些女孩子来当服务员的，近年来也在老外的一些餐馆里看到零星的女服务员，也许世界还是在不断变化的吧。

有一天，我们和几位墨西哥大学生聊天，是在酒店的大堂吧里，几位显然是欧洲白人后裔的小伙子。我问：墨西哥有种族歧视吗？我看到，印第安人都做下等工作。他们回答我：多年来，国家为扶助印第安人投了不少资，办学校、传授实用技能什么的，但收效甚微。他们人都很朴实，但公共投资的收效甚微。

我大概理解了，可不好说什么，感觉到这方面的投资应该是更为长期的。以后的一些年里，我在南美洲看到纯印第安血统的人有了很大的发展，秘鲁、玻利维亚都出了印第安血统的总统。对了，其实墨西哥革命的历史上，也有多位印第安人的领袖，包括当上总统的人。

我不知道墨西哥文化的发达是否与这个国家的人种血统和地理位置是否有关，文学、音乐、新闻业等，在拉丁美洲都是首屈一指的。当然，墨西哥与美国接壤，受到美国很大影响，再加上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人的精神遗产，成为一个复杂而繁荣的文化体。

墨西哥女子很注重化妆，在整个拉丁美洲应该是化妆最浓艳的，这一点在世界杯期间便有了感触。我有时候怀疑，是不是我被这种浓妆欺骗了眼睛，看到墨西哥美女如云？

印第安人妇女也化妆，但淡了很多。酒店里给我们房间打扫卫生的就是位印第安人，应该在40岁左右的样子，人很朴实勤劳，看去就是一名劳动妇女。我们按照规矩办事，每天把该给他的小费放在桌子上。如果我们正在房间写稿子，就直接给她，她会说好多感谢的话。

有一天，话语并不多的她问我和饶广平大哥：“你们怎么不出去找姑娘？”我俩愣住了，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话问的怪怪的。最后，我反问了她一句：“为什么要去找姑娘呢？”她接下来的回答绝对把我们雷倒：“为了保留一个对墨西哥的美好印象呀。”

我和饶广平没法回答了，惊异无比，相互称奇。她对我们的反应也感到很奇怪，但我们没有再和她说什么，她便低头继续打扫卫生。

那天我把这段小插曲写成花絮，传给了国内。后来也没有打听，不知道报纸用没用。估计是没有用，说轻了是无意义，说重了是低级趣味。可我想，那位印第安妇女是绝对的劳动人民呀，外国劳动人民的语言，应该反映了一些东西吧，譬如说他们的意识。后来我和饶大哥分析这件事，结论似乎是，淳朴的劳动人民在这花花绿绿的大染缸里看到了很多龌龊的东西，就信以为真了。

在墨西哥期间没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印第安文化，甚至金字塔都没去参观，那次还是组委会派免费班车，主要原因是工作太紧张了。几年后在秘鲁有机会参观印加帝国文化展，很多出土文物。可是，那众多的性题材造型的陶器，让国内去的女同志很不好意思，我相信比我们现在的性文化展还要丰富。我疑惑了，这就是印第安人文化的主体？也许，只能归结于当时发展程度的低下吧，属于一种原始文明。

换个话题。1985年10月份墨西哥曾发生一次大地震，之后国际上有人怀疑还能否在这里举办世界杯。墨西哥人用事实说明，他们能够重新屹立起来。我们去参观了地震遗址，是一个街区的废墟，专门辟出来的。墨西哥城的其他地区，已经完全修复了，看不到地震的痕迹。

还有墨西哥城的污染问题，也是被西方媒体炒作了很久，但我们所在的地区感受不到。在来往于球场、训练场的过程中，也没有明显感觉到。朋友说，工业区污染比较严重，但我们没有到那里去。

还要再说说高原问题。墨西哥人告诉我们，海拔2000米左右的地区最适合人类居住，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别的不说，气候就十分宜人，冬暖夏凉。我驻在墨西哥的同学说，的确有些奇怪，中国赠送给各国的大熊猫或多或少都一些不适应，而在墨西哥的一对熊猫下了一窝又一窝。

风土人情方面的故事是说不完的，不一而足。最温馨的是什么？是走在街头，如果与迎面走过来的人眼光碰到一起，对方肯定会朝你露出微笑。当然，如果那是位美丽的姑娘，会让你的感觉更好。或许，还让你遗憾相视时间的短暂，只那么微微一笑，然后又各自走自己的路，没有更多内容的邂逅。除非你急中生智，向她打听点什么事，譬如问个路什么的。（待续）

    6，煎饼和什锦火锅

吃住行是最基本的生活因素，有了基本要素的支撑才能做别的，外出采访同样如此。条件差一些当然没有问题，但起码的条件要有，理想一些是最好的，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譬如现在有人出国喜欢带方便面，省事，还可以调剂口味，尽管可能吃不饱。吃不饱也有好处，大脑供氧比较充足。1986年的时候，好像方便面也有了，只是食用还不那么普遍，我们也没有想到带那玩意儿。

在墨西哥，住没有问题，有上好的酒店；行也问题不大，去球场有通勤车，其它采访乘出租车，到外地看比赛坐飞机。唯独吃的方面复杂一些，不仅常常因工作太忙饿肚子，有时间也吃不舒服。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忠诚的中国胃，永远不会背叛这片黄土地。那时出外采访的机会还不多，国内也没有今天这么多世界各地的风味餐馆，大家还不适应国外餐。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国外五花八门的口味都大致习惯了。

应该是抵达墨西哥城的第二天，两位常驻国外的大学同学来酒店看我，一位是前面提到的新华社记者马占成，另一位是我驻墨使馆武官处的王立平。我说酒店里的餐饮吃不惯，价钱也贵。情况的确如此，我对墨西哥式西餐很不熟悉，按照菜单来挑选，有时还要向服务员详细打听材料和做法。即使这样也不行，就像一个老外看不懂中餐的菜单一样。最后点的菜端上来后，怎么也吃不下去。那时候可不敢扔在一旁重新点菜，没有那许多钱。

我把难处告诉了同学，表示想到街上找点可口的吃。两位同学忙摆手，千万别，您就老老实实在酒店里吃吧。这儿的干净，外边万一染上副伤寒就麻烦了，那您也别回国了，非得在这儿治好了才能回家。副伤寒是当地最近流行的一种病，也只有在当地治。

这段话实际上我到2008年奥运会后才完全理解了。一位乌拉圭同行从北京回国后不久住进医院，当地医生说染上一种肝炎，但搞不清楚属于哪种，因而无法对症下药。同行在给我打电话的同时，也委托乌拉圭驻华使馆找组委会了解情况，还传过来当地医院的检测报告。后来听说是乙肝，中方协助确诊并给出治疗方案。还不错，那位同行住了半个月医院明显好转，然后出院回家了。

副伤寒是一种当时在墨西哥流行的传染病，我想道理上和乙肝一样，只有当地才有所研究，有对症的治疗方法。听了同学的话，我就打消了到街上吃饭的念头，怎么也不能病倒在国外呀。

尽管如此，街头的食品摊还是吸引了我。那是一种和北京街头的摊煎饼一模一样的东西，当地称作Taco。我真想把那种东西译成煎饼，或者按照天津人的说法叫煎饼果子。只是中间夹的不是果子，不是油饼或薄脆，而是剁碎的熟肉和蔬菜。也是支那么一个摊儿，上面是块圆形的生铁，甚至大小都和北京的差不多。下面也是烧着火，然后用个勺子舀上稀稀的面糊，拿一个同样相似的工具在上边旋转刮平。接着是折叠起来，把碎肉和蔬菜包在中间。如果再追究别的不同，那么就是墨西哥人用的是玉米面，而中国用的是绿豆面。

在惊奇之余，我很有些馋了。但还是忍住，没有让涎水流下来。

墨西哥煎饼在字典上翻译成玉米饼，是一种很普通的大众食品。后来我才发现，这种煎饼让墨西哥人差不多推销到全世界，南美洲、美国、欧洲，在大城市里都能见到，甚至在国外一些机场里也有Taco店。墨西哥煎饼走出国门后出现了一些变化，譬如不再是街头摆摊，而是开起来taco店。再有，折叠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样，从折叠成平面变成立体三角形。里边的馅儿也根据各国的不同喜好出现了一些变化，以适应所在国顾客的口味。

最近一两年，中国的肯德基店里也有了这玩意，但改成墨西哥鸡肉卷，便平面折叠和三角形折叠变为卷状，内容以鸡肉为主。我只能感叹墨西哥煎饼变种的多样化，咱中国的煎饼似乎一直还停留在街头。不过，中国食品种类太丰富，往外打的时候恐怕很难轮到煎饼果子。

虽然世界杯期间我没敢尝最具墨西哥特色的煎饼，但由于它与中国煎饼极其相似，我自认为对它有了不一般的了解。以后到了别的国家，我倒是吃了几回，很一般般，也许在于非原产地的缘故。

墨西哥人的另一大餐饮习惯我没能错过，那就是辣椒。我其实不怎么吃辣，但在墨西哥谁也躲不过，哪怕只在酒店的餐厅里吃西餐。每个餐桌上都摆着辣椒酱，就像中国餐馆的桌子上摆着酱油和醋。当地这种作为佐料的辣椒酱有个名称，叫墨西哥酱。为什么呢？是用三种颜色的食品掺和在一起：剁碎的红辣椒、绿辣椒和葱白，这三种色彩恰是墨西哥国旗的颜色。

这东西我能吃，不是很辣。但我最终也没有机会闹明白墨西哥人吃辣到什么程度，与我们的四川、湖南同胞是否有一拼。据说当地有一种小辣椒，类似中国的朝天椒，是世界上辣度最强的辣椒。当然，传言的消息，还需科学检测才能最终下结论。

喜欢的不能吃，能吃的不喜欢，可是让我难受了几天。后来几位香港的记者带我们去了一家日本餐馆，三四个人打车去倒是不贵，好像有10分钟的路。好歹日本餐和中餐有渊源，还是很习惯的，后来我们每隔三五天就去一次。每次去只吃一道菜：什锦火锅。餐桌中间一个大火锅，锅里内容不少，记得最清楚的是鱼丸子和大白菜，是我最爱吃的。

后来我们国内的日式餐馆多了起来，但多以三文鱼、寿司为主，再有就是铁板烧。一次去巴西在圣保罗东方区一家日式餐馆吃饭，各种不同风格的日式小菜也很吸引人，这些在中国的日本餐馆里也见不到。

多年里，我时不时想起墨西哥的日式什锦火锅，心中抱怨同胞不引进日餐中普通档次的品种。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了，什锦火锅不就是我们南方的火锅嘛，自己买点东西放锅里煮就行了，何必要从日本引进呢！这一下就想通了，当年在墨西哥我吃的其实也是中式南方火锅呀，只不过日本也有相同的品种罢了。

在墨西哥期间只吃了一次中国餐，还是香港《大公报》的同行带我们去的，他们对墨西哥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是世界杯开赛前提前很多天抵达的。我们则是为了节省经费，临开赛才飞赴墨西哥。那次是在半夜之后，大家都干完了活儿，发完稿子，打车走了40分钟，来到一间华侨餐馆。餐馆已经关门，老板在里边等着我们，特意为我们炒了几个菜，算是比较痛快地解了一次馋。

今天到各地世界各地采访吃中餐已经比较方便了，二十多年里国外的中餐馆数量翻了好几倍。但有些地方想吃地道的中国味儿还需跑一点路，譬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住在市中心，想吃碗牛肉面就得坐火车去。

                                  5， 与米卢的一面之交

我认识米卢可能比后来所有的中国体育记者都早，第一次谋面就是在1986年世界杯赛上，但遗憾的是他后来不记得了，甚至不记得他曾经到过新闻中心。其实，他是那届世界杯赛期间唯一一位到那里和记者们接触、打招呼的参赛队教练。

当然我也有记性不好的时候。譬如不久前一次在饭桌上，李响对我说，我和米卢第一次见面还是你做的翻译呢。我想了想，果然有这么回事。可后来，米卢只记得李响，早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我要有事找米卢，兴许还得麻烦李响妹妹。

那是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墨西哥队进入16强，1/8决赛还没有打。一天上午，我和上海《文汇报》记者杨树田在新闻中心喝咖啡、看报纸。每天上午是最轻松的时候，前一天夜里把稿子发了，次日上午先到新闻中心取报纸。墨西哥各家报社一清早就派人送来一大摞当天的日报，我就去拿来几份，主要看看有没有我漏掉的新闻。其实漏掉也没有办法了，除非次日补发。由于时差的关系，国内此时已经截稿。那时不像现在所有的新闻第一时间都能在互联网上看到，新闻几乎全靠记者自己去跑，漏掉就是失职了。这是最头疼的事，专访、特写什么的倒没有要求，抓不到也无所谓。早晨在新闻中心停留的时间也不能太长，9点多钟就有班车去球场了，每天第一场比赛是在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记者通常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就位。中午开赛的安排方式是为了照顾欧洲国家的晚间收视率，美洲也要让路，亚洲就更辛苦，要夜半之后看球。

米卢在那届世界杯赛上是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物，担任墨西哥队的主教练。一个南斯拉夫人，执教东道主队，这本身就是个新闻。尽管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走南闯北指挥多支球队闯进世界杯，名气尚不十分显赫，但很多人都是知道他的。我们这些当记者的更是如此，当然要熟悉各支球队的基本情况，主教练的名字都能背得出来。东道主电视节目中米卢的身影经常出现，他是个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的人，给人一种很随和的印象。

当时的墨西哥队里最大牌的球星是乌戈·桑切斯，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也是皇马的射手。这位大名鼎鼎的球星返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队打世界杯，当地人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墨西哥队以往只在1970年世界杯时进入过8强，后来1比4败在意大利队脚下。那一次墨西哥也是东道主，今天米卢和乌戈·桑切斯联手，能走到那一步还不好说。但第一阶段闯进16强，算顺利达到了第一步的目标，想来他还是感到高兴的，所以过来溜达溜达。

上午新闻中心的人不多，显得比较空旷，我们所在的区域一半桌子上有外文打字机，另外一半只是平面，正好摊开报纸和放一杯咖啡。写中文用不上打字机，我们坐在一排平面桌子的尽头，杨树田老师和我面对面在聊着什么。我突然看到米卢走了进来，朝我前面不远处桌子旁的记者走过去。米卢的到来并没有引起骚动，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似乎和那边的人寒暄了一两句。他是一个人来的，我没有发现他带助手或别的人。第一感觉是他来看朋友，也许是和谁约好了。

我站起身来，准备朝那张桌子靠过去，却见米卢已经转过身。他根本没在那边坐下，也许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大概是发现我们正朝他望着，米卢随即向我们走来。他的脸上挂着微笑，很随和，决不夸张，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的熟悉的样子。他走过来，手放在我肩上轻轻一按，示意我坐下，然后他也在我们旁边坐下。不是那种正儿八经地坐，好像不是为了坐下，而是为了让我们坐下而摆的姿态。他没有坐正，歪着身子，也许只有半个屁股在椅子上。

我和杨老师大概先是问候了一下，然后又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也没有正经回答，耸耸肩，似乎说一般般。也没有记得他问候我们，譬如说你们辛苦之类的话。在我们想让他谈谈墨西哥队的前景时，他摆摆手，说只是来走走，别的不谈，然后又露出后来我们很熟悉的笑容。那时候他显得很年轻，有几分帅气，不像到中国队执教时，已经是个老人，尽管性格依旧年轻。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走过了很多年的时光，谁也不年轻了。

米卢并没有继续逗留，他站起身来，说我到那边看看，便转身离开了。前前后后估计在三两分钟左右，纯粹是来晃晃，或曰摆个姿态，然后又去和别的记者打招呼了。只打招呼，不谈正事，更不接受采访。我和杨老师交换起看法，说米卢这家伙真油条，很会搞关系，八面玲珑。这个印象与后来他执教中国队时是一致的，仅有的区别是在中国他放开了，动作和声音变得夸张的，不像当初那么谨小慎微的样子。当然，这也合乎情理，那时他还没有后来的名气。

清风一样进来，清风一样刮过，然后又清风一样消失了，米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清风般媒体外交，给在场的记者们留下了总体上清新的印象。相信大家都因此而感觉到他是个随和的人，也是个面面俱到的人，说他油条也完全有道理，尽管略微夸大。诚然，他后来成为老油条，对这一点的深刻感知是在他来到中国执教之后，包括他带领中国队世界杯出线的过程。

对于米卢，我一直认为他身上有很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优点。他最大的本事是能让一支球队在正式比赛中发挥出训练的水准，也就是说重要比赛大致都能达到80分。这就十分了不起了，不能指望超水平发挥，那样的几率很小，如果每场比赛都发挥出八成，就是一支非常成功的球队，差不多能所向披靡了。米卢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个人物，我一直觉得当年我们那几分钟的接触意味着他身上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或曰对认识这个人很有启发。

再次见到米卢是十几年之后了，他已经与中国足协签约，第一天来到北京，在昆仑饭店。米卢只身一人，还没有配备翻译，晚间我和两位女记者和他坐在一楼大堂吧的一张桌子旁，两位女记者中的一位就是李响。我们问他用什么语言交谈，英语还是西班牙语？他说不用英语，用西班牙语。于是，当晚我成了翻译，李响的翻译。后来，李响用什么办法让米卢开口说英语就不得而知了，也就再也用不着我了。

我问米卢，是否还记得86年世界杯赛上在新闻中心的一幕，他好像很懵懂，未置可否。我提到曾与他交谈，他还是没有记起来。我暗自感慨，真是岁月不饶人呀。也许那时他有更多、更重要、更该记住的事情，后来他率墨西哥队同样进入八强，平了参加世界杯的纪录，那一定耗费了他更多的精力。

记不住就算了，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倒清楚地记得那晚在落座之前和离开的时候，他都吻了李响和另一位女记者。